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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冲突频发引发对体制机制反思
日期:2011-11-11    文章来源:北京市公共卫生信息中心

  不久前发生的同仁医院医生被砍事件,再度因引发社会对医患关系失和难题的高度关注。倒在血泊中的“白衣天使”,激起了舆论的多重涟漪,也引发对医疗体制、医患纠纷调解机制等的系列反思。

  医患冲突频发 成困扰医疗卫生领域顽疾

  今年以来,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发生一起惨烈血案,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此后一周,又有一名眼科医生被患者打伤。

  9月21日,湖北武汉协和医院发生一起暴力冲突。一名七旬患者因病情复杂,抢救无效死亡,家属因不认同医院的结论,纠集数十人持械冲击医院。

  8月23日,江西南昌市第一医院发生一起血腥械斗。上百人手持棍棒、渔叉、钢管到医院闹事,与保安发生冲突。

  8月16日,广东东莞市长安医院发生恶性伤害事件,一名男子因治疗后病情不见好转,持菜刀冲入诊室,致医生一死一伤。

  5月30日,江西省上饶市人民医院发生医患冲突事件,一患者家属纠集近百人封堵医院,一名医生下肢被打残。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医患关系发生了剧烈变化,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生执业环境持续恶化。尤其是近十年间,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医生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医生成为一个高危职业。

  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中国医生:威胁下的生存》。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不久前,中国医师协会发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48.51%的被调查医师对当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82.64%的被调查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主要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因素。

  2011法治蓝皮书对此评价说:“医疗纠纷作为一种突出的社会矛盾,一直是困扰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顽疾。有效处理医疗纠纷,直接关系到医患双方合法权利的保护和社会的稳定。”

  不让医生流汗再流血,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谴责医院场所的暴力行为,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信任危机加剧 如何打开医患关系困局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对抗病魔的并肩战斗者,相互尊重、相互配合、相互依存本应是医患关系的最基本特点。然而,如今医患之间颇多猜忌怨恨,甚至出现人身侵害,陷入信任危机,医患失和困局难解。

  一方面,因为“看病难、看病贵”等因素,使患者对医生的积怨迁怒增多。一项调查显示,82%的受访者认为“以药养医”,小病“大处方”、“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是看病难、贵的最重要因素,另外,81%的人认为“医疗费用居高不下,药价虚高”,57%的人认为“收红包、吃回扣现象犹存”,48%的人认为“医生技术水平低、服务态度差,不问诊,看病等于开药”……这些问题都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

  “拆线门”,“缝肛门”、“8毛钱看好10万病”等事件闹的沸沸扬扬,抛开其中的曲折纠葛,这些事件受关注本身,也折射出医患之间信任感的缺失。

  而另一方面,“医闹”则成为医生们的心病。一项调查显示,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闹”,而且“医闹”已经严重影响到医生的职业行为。自我保护越来越成为医生行医时的第一原则,而不是“患者利益优先”的古训。同时,90%的受访医生呼吁尽快立法保护自己的行医权。

  一些医患纠纷演变成流血事件,更是让医生们战战兢兢。有医生说,患者对医疗行为不满意可以进行投诉,使用行政手段,甚至把医生告上法庭,但是为什么要使用暴力,值得深思。也有医生认为,由于缺乏安全感,医生的工作状态在巨大的风险下异常紧张。

  中国医师协会8月份公布的第四次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针对医院发生的暴力事件,有55.66%的医师在选项中选择了社会对医师的偏见,53.75%的医师在选项中选择了媒体的负面报道,他们认为这二者是医院场所内针对医务人员暴力行为的主要原因。

  医疗牵涉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医患之间的矛盾张力,也牵动着社会的神经。《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关注到,舆论在反思医患关系时的“摇摆”:当发生一起患者被伤害的事件后,舆论会高举道德大棒,严词谴责医德的堕落和医风的败坏;而过段时间发生一起医生被伤害、被羞辱的事件后,舆论又会站到同情医生的那一边,谴责患者的蛮横、偏执和极端。关于医患关系的舆论风向,随着一些极端的个案,不断发生着周而复始的情绪化摇摆。

  这篇评论认为,这样的舆论摇摆中,带来的不是宽容与和解,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不断强化的敌意和冲突。医生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患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种“受害者”意识中都会选择报复对方,对对方充满防范和敌意,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病好了,万事大吉;病没好,立刻翻脸。”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信任,成为医患关系的一大特点。有专家认为,医学技术是有限的,而患者的期望是无限的。我们不能只强调医学的先进性,而忽视了医学的局限性。如果患者对医学的期望值太高,一旦出现意外,很容易导致医患冲突。现在,不少患者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希望医生彻底解决病痛,其实医生没有这个能力。医生能做的通常有三件事:减轻痛苦、适当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

  医患沟通是“短板” 医生沟通能力有待提高

  医患双方对医学的理解是不同的,医生应努力降低患者不切实际的期望值。

  医疗环境恶化,医患纠纷频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医疗知识的专业性,医生占据主导地位,患者处于被动地位,患者获取医疗知识主要依靠与医生的交流沟通。

  医生本来有“三件宝”:语言、药物、手术刀。但是,很多医生只会用后两件,不会用第一件。很多人当了一辈子医生,却不会和患者说话。人体是有差异性的,同样的治疗、同样的药物,效果都不尽相同,并发症、医疗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因此,面对医疗中的诸多不确定性,医生应主动和患者沟通。

  我国大医院的医生超负荷工作现象十分普遍,这使得医生没有更多的时间与病人沟通。现代医学要求医生应该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而我国在医学教育方面,医患沟通是“短板”,尚没有把沟通能力作为医生晋升考核的内容。因此,提高医生的沟通能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用制度保护医患双方

  建立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让医院从医疗纠纷中解脱出来,可以有效改善医生的执业环境

  医患暴力事件不是单纯的医患矛盾,仅靠医患双方努力无法解决,还需要社会各方形成合力。要从根本上杜绝暴力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完善法律法规,建立良好的医患纠纷处理制度。

  据一些医院院长反映,对于打砸医院的“医闹”事件,公安部门往往认为只是医患纠纷,所以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只有当发生人身伤害时,才动用警力。这种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医闹”行为。目前,很多公安人员错误地认为,医疗机构不属于公共场所,处罚闹事者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的行为,属于违法。

  有专家认为,台湾地区也曾出现过类似的“医闹”现象,为此台湾专门出台法律,将干扰医疗秩序的行为界定为犯罪。因此,内地也应就医院暴力事件作出更加明确的法律规定,公安部门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

  据悉,一些地方已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有力地维护了医院和医生的合法权益。例如,《上海市医疗机构管理办法》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或者方式扰乱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侵犯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损毁财物;不得在医疗机构内进行各种形式的迷信祭祀活动;不得干涉、阻碍医疗机构对尸体的常规处置。”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处理的主要渠道有诉讼、行政调解、医疗事故鉴定等。但是,由于耗时长、成本高、难度大,患方大多数选择“私了”。而“私了”的“潜规则”是“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结果,医院越想“花钱买平安”,“医闹”越猖獗,医院越不平安。

  根据卫生部要求,今后我国将普遍推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和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受司法部门业务指导,独立于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和保险公司,在医患双方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独立调解,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卫生部从去年开始推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般设在区县,涉及司法等多个部门,由卫生部门牵头。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人员组成包括,离退休医学专家、法官、检察官、警官,以及律师、公证员、法律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

  在北京,今年5月份北京市下发《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由6个部门联合组建的首个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调委会将引导医患双方依据事实和法律解决纠纷,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调解申请,调委会须在3日内受理。遇到重大疑难医疗纠纷,要实行专家合议制度,必要时还要召开听证会。调委会不收取任何费用,工作经费由财政部门安排。从成员构成到经费来源看,这有利于保证调委会的中立,取得医患双方的信任。

  据悉,《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规定,发生医疗纠纷后,索赔金额未超过1万元的,可以由医疗机构与患者或者患者家属协商解决。索赔金额超过1万元的,医患双方当事人可以向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举措赢得了医患双方的认可,70%以上的医疗纠纷通过人民调解得到妥善处理,“医闹”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化解医患纠纷何去何从 顽疾引发对体制反思

  对于解决医患纠纷,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如设立独立于医患双方的第三方纠纷调解中心,系统地对医疗纠纷进行立法,严格管理打击医疗系统的各种弊端和潜规则等等,但是在对医患纠纷根源所在的探究上,多数意见指向了体制机制问题。

  前文提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研报告显示,82.64%的受调研医师认为目前医患关系仍然紧张主要是由于“体制”造成的,其中包括医院管理体制、补偿机制、医疗保障制度、法律法规等各方面内容。

  也有专家认为,医患矛盾本来不应成为社会焦点,医院和患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医患纠纷折射的是医疗体制改革、医疗技术革新、医院管理制度内控不严等深层次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避免悲剧的再度发生,化解医患矛盾,建设健康的医患关系。

  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在体制机制,亦被官方所承认。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全国两会前夕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表示,我们总体医患关系是好的,存在的一些医患上的矛盾也不是医生的问题和病人的问题,根本还在于制度。

  卫生部部长陈竺早前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也指出,体制机制的不合理,造成了医疗机构公益性淡化和医患双方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成为影响医患关系的根本原因。

  陈竺在这篇文章中,详细阐述了影响医患关系的几对矛盾,包括医疗服务提供能力与民众健康需要之间的矛盾;医疗机构公益性要求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之间的矛盾;医疗保障制度与民众经济承受力之间的矛盾;医学技术发展有限性与患者期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医疗行业高风险性与缺乏有效风险分担机制之间的矛盾;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完善与民众诉求需求之间的矛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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